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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刻板又冷淡的声音插进来：“……本组首先对学生负责，其次才对家长与校方负责，并且协助校方接受来自社会各界利益相关者的问责。而且，生命伦理委员会2035-2040年发展规划曾对问责执行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出过特别补充说明，地区一线工作者（street-level worker）拥有部分专业自由裁决权，可根据具体事宜自由作出决策。”时敬之补完这段话，又说：“这都是分内的事。”

“在地理大分区时代的管理改革以后，越来越多的教职工人员成为专业技工，而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教育产业日益促进教育成为一种商品。”研究员意犹未尽道：“生命伦理委员会！为维护人类的教育公平而战！”

说完他哈哈哈大笑起来，冲时敬之说：规章制度很无聊很枯燥无味，但是偶尔还是能让人真情实感的是不是？”

“Arthur，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对方猛然醒悟般提起所谓正事：“我念大学的时候，曾经修过西蒙的课。”

西蒙的课有很多，研究员解释说，那是一门关于全球公民教育与社会正义的课。

“我问他，大家都在说电子扫盲计划的意义，可是我却心怀悲观，我并不认为依靠所谓的教育就可以改变人生。我以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没有接受过文化的人，无法进行思考的人，他们会觉得幸福吗?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主动的从口中说出幸福这两个字，无论作为主体还是旁观者。”

时敬之听完，没什么特别的反应，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语气说：“有一些人， 假设他们比你说的人富有，受过更高级的教育，在物质层面上体会不到他的苦楚，当然她们也会有自己的苦楚，但因为没有物质之苦的根基，毕竟她们的人生从出生开始在某些物质上已经和农民不同，她们即便再有同理心，会不会有精英心态?说的再严苛一点，那就是远方不仅仅有诗与美，还有脏乱差。”时敬之望着远处的废墟和土路：“关于后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研究员点点头，道：“我倒觉得形而上的苦可能也是一种苦吧，我们所说的两种人的苦，在生活里不是一种途径。比如一个学生，她坐在这里思考农民到底幸不幸福，而农民不会这样思考，反而是羡慕学生，羡慕学生的好前程和好出身。微妙的点在于，这后半部分也在学生的可知范围内，学生还会看到自身的狭隘，为自己的思考付出惭愧乃至自觉羞耻的代价。”

“德尔菲诺的学生要永远带着人文关怀，要对人类的苦难抱有永恒的悲悯。”时敬之这样说：“你所说的这个‘形而上’的苦，其实就是一种关于思考的苦。因为人永远无法感同身受，但是偶尔能设身处地。许多时候人和人的沟通是无法达到掏心掏肺，完全共鸣的。即便掏心掏肺，敞开心扉，也会发生交流双方用力方向不当的情况。思维、语言、话语，许多时候又是复杂的，所以更多的时候，人会依赖同理心。你难道不觉得人生本来就是遇到问题然后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吗?”

研究员一愣，反问道：“那么，除了“生活中物质上的苦”，“思考上的苦”值得被关注吗?”

“这种思考上的苦来得并不比生活中的苦轻松，用力方向也会不一样。”时敬之说：“父亲会说，你不愁吃穿，你为什么会说自己不幸福。孩子说，我已经这么努力。为什么还是得不到认可。必须成功才是优秀才是真的人吗? 如果不优秀，难道没法活了吗?要去死吗?朋友说，我的朋友倒霉了，我却不能共鸣，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体会不到，我是不是很糟糕?我不配做朋友。甚至陌生人会讲，我看到有人生老病死，很痛苦，我不知道怎么办。”

“……甚至更多的时候，面对生活、工作、学习的压力，大部分人的一年又一年，总是在迷惆中度过的，这种迷惘的确是思考，这种思考常被说成是空想，但是，空想的思考就没有意义了吗?某些人，在因为善意和同理心甚至说受过的规则指导着努力去体会别人的感受，但是如果体会不了太多，不够完全，不够极端，那是不是有罪的?他会有愧疚感，负罪感，那么他错了吗?”

研究员点点头，回答说：“你说的沟通与理解的困难，我更喜欢框定在电子扫盲计划的范围内。最鲜为人知的是，德尔菲诺鸟巢区的眼泪和大山里的眼泪是不是同一种，“ 数据鸿沟”“电子网络带来的隔膜”使现实中的人关系冷漠,可也只是“沟通障碍”的某几种类型而已。思维与规则也许更像是本因。如果每个人都是一座带关卡的塔，人和人交往、他们所来持的各种观念的碰撞就像是攻城与防守，放一些人进来，陪一些人受伤，把有些人挡在塔外。每个人都像是豌豆射手，他们把自己的宝藏豆子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射，虽然他们拼尽全力向最想要的人发射，可是方向不对，用力不对，发射出的豆子和对方不是一个基因型，所以出现了好多问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