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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量地印刷乐平月报对外销售,以薄利多销的方式让她聚敛起了一批财富。

这两年之间被她严格把控的酒水交易,给她带来的收益同样惊人。

新占据市场的酱油因为原料的缘故,也给她带来了可观的收益。

所以实际上用于购置牛羊的支出,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这些途径来的,而不是通过滥用铸币的权柄。

正是因为这种严谨,才让在经济学上更加敏锐的刘巴接手这些经济事务的时候没发现什麽问题,而是可以直接进行物价的调控工作。

这一点上,乔琰的表现不得不令人深表叹服。

只是有一点让这两人有点想不通。

如果说印刷术发展以及造纸术的精进,让大规模印刷成为可能,是时代的必然;酱油的出现与其原料食盐配合的産业链获利,是捆绑世家和长安朝廷关系的必由之路;这个持续两年的限酒令提出——

却好像就是在为这场旱灾做準备。

也不怪他们会産生这样奇怪的联想。

实在是这个时间太巧合了一点。

但从乔琰时而有条不紊地安排灾中事项,时而为民衆所遭受的劫难而忧心的表现中,又没法让人看出这其中的端倪来。

何况,人又怎麽可能会有预测天时的能力呢?

若她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对去年的华山崩裂和长安地震她就应当做好更完善的筹备,而不是让袁绍还能一度将这些东西作为攻击她的舆论由头。

想到这里,他们又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比起想这种毫无根据的可能性,还不如想想其他的问题。

在安排好了鲜于辅的职责将人送走后,乔琰便转向了黄琬和荀彧,说道:“眼下有两件事需要两位协助于我。”

“其一就是,目前在关中地界上,应对旱灾的引用地下水源举措都进展得还算顺利,但也不能因为光留神着旱灾就忘记伴生的蝗灾了。早前水源充沛的情况下还能让民衆尽量多浇灌土地,现在却只能让他们直接开始防备蝗虫成虫。”

乔琰朝着黄琬说道:“黄司空,我有意请陛下和三公均以身作则,在长安城郊捕杀蝗虫,做个示範,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

“这旱灾蝗灾之中的种种举措也不适合全部由我来提出,故而我想请你在朝堂上将此事给说出来。”

蝗虫并非不能捕杀之物,在乐平月报上早就已经刊登过了,不过也难免有人在真动手的时候还是会表现出迟疑,所以需要有人先做出一个示範。

这个示範再由乔琰来做,就显得她在这出救灾之中的风头太过了,还是得稍微回退一步的。

反正民衆也已经清楚了到底是由谁给他们带来的转变,不必处处相争。

黄琬回道:“理当如此。由陛下在明堂敬告天地,也好让此事为更多人知晓。不知大司马要说的另一件事是什麽?”

乔琰道:“关于关中可能会涌入的难民。”

“我想同两位商议一下,该当以何种方式来对待他们。”

荀彧长于内政,黄琬也是从刺史州牧起家的,在将这个问题并不只是放在大司马府内部商榷,还要和长安朝廷官员商定的情况下,确实是先找这两人最合适。

也不能怪乔琰要先将人往不利的方向去想。

在这个时期会出现的人口迁徙,和早年间洛阳朝廷转移后造成的民衆外流,以及建安元年定都长安后民衆迁入关中,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也要比那两个时期更容易引发民衆暴动之类的灾祸。

此时关中的田地分配其实也是相对饱和的状态,就算还有多余的,要麽就是在军屯的範畴内,要麽就是在现今的水渠规划路线上暂时放弃管理的区域。

前者在短时间内不可能被乔琰让出来,这部分多余的産粮也是她在行军供粮上的保障,后者要进行开发的难度着实不小。

此外这些人不远千里朝着关中投奔而来,极有可能已经是在原本的地方过不下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手边没有存粮的可能性相当高。

朝廷应当对他们拨拢多少数量的赈济款项,才能让他们既感受到长安对他们的接待收容之意,不至于引发动乱,又不会让他们觉得,朝廷对他们的援手是理所当然呢?

乔琰将自己的这番担忧说了出来。

荀彧听完后回道:“有没有可能不将他们安顿在关中呢?我不是说将他们迁移到并州凉州的意思,而是说,弘农郡和河南尹这些地方。”

“自定都于长安以来,司隶校尉部的掌控权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彻底收回,虽说身为河南尹的司马建公已明确表达了对长安的忠心,但并未派兵驻守,这一块区域完全可以在此时成为缓沖区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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