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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锁了。我从五楼一路下到一楼，却发现根本打不开门。从门缝里可以看到，铁丝竟是从外面缠在门把手上的。幸好这扇门已经比较老，铁丝缠得也不紧，虽然很困难，但终究还是可以从门缝里把铁丝剪断的。

社区门口已经聚集了一些人，不知道她们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这麽费劲。旁边停着警车，我们的律师邻居在和警方交涉，目前看来还算正常，不像是会随时逮捕我们这些暴民的样子。我赶紧把锤子也装到口袋里。我看了看门口，那里站着三四个保安，都在往我们这边张望，但没什麽其他动作。只有车辆进出的通道没有被封锁，平常供人进出的通道已经用放外卖、快递的铁架子给挡死了。门口立了一个简陋的牌子，写着“社区封控中”，也不知道给谁看，因为街上别说车，连人也没有，大家都封着呢。

社区办公室那栋楼没什麽动静，负责人还没现身。更多人还是围在警车旁边。现场有些嘈杂，大家显然是封久了，成天对着手机，嘴巴和情感都很寂寞。令我有点惊讶的是，提早来的这一批中，有不少都是中老年人。当然，这也可能和我们住的是个老社区有关。他们大多并没有从讲道理的角度出发，而是不断跟警察诉苦、宣洩情绪，表达切身体验和物质需求，这反而是警察们比较难以处理的情况。

“警察同志，真的不能再封了啊。我儿工作没了，一家都要饿死了，没饭吃啊。该死的社区把菜都扣下了，一天天吃可好，我们是真没饭吃啊。不能再这样封下去了……”

“听说他们没有批文儿，这怎麽能封呢？是不是？他们这犯法了呀，你得抓他们，你们这是执法机关是不是？我们小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呢，我们又没犯法，说话吃饭也犯法吗？……”

絮絮叨叨的长辈连警察也难以招架。而且看起来，警察不像纯粹的公司打手，他们对封控的性质也莫衷一是。这是个很好的消息。要知道，他们在受命逮捕示威者时可是从不示弱的，刑讯起来也并不手软。这就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并未收到上司明确要求执行封控的命令。不求他们支持我们的合理诉求，只要他们不偏袒社区一方，不和他们蛇鼠一窝，我们的赢面就相当大。

后面依然陆陆续续有人赶到。等到九点多，在场的人数已经远大于一百五十了。不知道社区负责人有没有暗自诧异，为什麽封门的措施全都不起作用呢？起初外围有一些看热闹的居民，但慢慢地也和其他人靠拢，谈论起自身的感受。大家在一起聚集，讨论有关自身基本权利的事务，积极参与并谋求改变，而不是一边自怜一边等待什麽外部力量的救赎，这种场景实在是许久未见。我能在人群中看到各种年龄、性别的人。我完全知道，大家并不是因为同一种理由、同一个信仰、同一种立场、同一种意识形态、同一种变革目标而站在一起。但此时此刻，我们共享同一个目的、同一种诉求，那就是要求立刻解除加诸我们的非人的限制，否则我们将用实际行动确证我们无法被拘束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共同命运。

“您借过，别堵门口儿，我这儿是社区工作人员，啊。这不来跟你们说事儿嘛。对，您借个光儿。”九点半左右，社区负责人才现身，可能是想晾一下我们，看我们会不会自己散伙。结果在楼上见到人越围越多，不得已只能硬着头皮出来应付。

先下楼交涉的人长得不高，化了妆穿了西服，打理得很精神，我们这些已经封禁到有些蓬头垢面的抗议群衆倒显得着装随意了。她手里拿着一叠纸，不知道是做什麽的，语气就老彼得堡人来讲倒算。我们见了，以为终于肯给我们看看文件长什麽样子了呢，一个个倒有些兴奋。

在同事的帮助下，她站上了一块石墩子。这下她终于能居高临下地朝大家讲话了。

我们仰着头，等她解释并宣读文件，结果没想到，她手里那叠东西根本就是白纸。她一手高举着空无一物的白纸，另一只手拿一支笔，对人群指指点点，“欸，看我哈。别拍了！你们要看文件是吧？可以。要看的人，先来我这儿，登记一下儿名字和身份证号儿，都登记完了，我们再说看文件的事儿，啊！”

果真是居高临下的老彼得堡人，语气一下就硬气起来了。本来为了听她说话而安静下来的人群，此刻又像是热锅滴凉水，炸了锅了。

“哎呦喂，怎麽着，又整拉清单这一套？多少年过去了？你们旧工会人就喜欢批斗群衆是不是？”有个大嗓门的老头儿嚷嚷起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