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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短时间内并没有走。毕竟已经封闭太久，大家都需要通过聊天的方式宣洩苦闷，分享个性体验，确证共识，好像以此能稍微抚平过去这些日子在身上留下的瘢痕。人群又热闹起来。有人拿着手机刷短视频，刷到了我们附近社区解封的消息。有的是社区负责人沟通后知道了口头通知封禁不合理，于是主动解封；有的是警察牵头质询社区，促进解封。

“啧，看看人家的社区和警察，我就说，咱这社区真不行。他们一个屁都不带放的。”

果然，过了十来分钟，楼里面没有什麽动静，楼外有些人已经等不及了。现在这样算怎麽回事呢？

站在社区办公楼门口，每个人都有一种被权力、被讨论排除在外的感觉。但大家又清楚，直接沖进去是没有什麽用的。他们就是咬死不松口，我们又能拿他们怎麽样呢？即使当真没有文件，从他们手里讨一个解封的通知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不敢。

关于这一切，正确的道理已经无需对他们再讲。他们那些被制度激发出来、被好处供养出来的懦弱、麻木、短视、自利，那些虚幻的对生存与生活的想象，是很难因为听到了正确的、无可辩驳的话就改变的。这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对“加害链条中间环节”的批判，而更是一个实在的负面成本承担机制问题——这样一个集权科层制度根本不能起到其宣称的“权责清晰一致”的效果，更与“有利于良法善治”完全不沾边。正相反，如果从被治理者的立场考察，那麽决策失误、执行失序、效率低下、权责混乱，并非这种制度的例外，而恰恰是它的天然属性和必然结果。

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我们好像有一种沉默的共识：共同体内倘若出现任何事情，我们都是不必，或者说绝对不能过问的，只要等待“关键人物”的决定和指令就好了。所谓“关键”，无非是权力罢了。越靠近核心，越处于高位，就越有权，越关键。无权或权力小的人倘若胆敢过问共同体的重大事务，即使这些重大事务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那也是僭越，也是藐视权威，是绝对不能容忍发生的事情。

然而，这并不代表关键人物们就真的对共同体的事务特别上心了。毕竟，共同体的事务大多和他们本人的直接利益并不相干。即便他们有心顾及，他们也很难真切地了解共同体事务所涉及的绝大部分人的真实需求。安然坐在离民衆最远一端的领袖，反而去决定底层民衆的切身利益；最了解民衆具体情况的基层，反而只敢机械执行命令；层层叠叠的级别设置，没能起到为命令层层把关并完善细节的作用，反而只能使下级泯灭主体性，变成上级为支配更广範围而延伸出的触手；下级因上级对自身的支配而畏惧，因此宁可极端化地执行明知错误的命令，以迎合上意谋求晋升，也不愿通过明明合法的途径提出反对；上级因下级对自身的奉承而愚蠢，天真地将自己握有权利误认为自己当真英明了得，从而做出更多地错误决策，也更难以忍受他人对自己的违逆。甚至于，根本不在这套制度之内的人也会自觉的满足这套制度对人的要求——社区可根本不是行政制度中的一级；又或者说，这种制度根本不是凭空降临，而始终是在一种特定的经济文化土壤与意识形态之上生长出来的。在这片土地上，从国王到草寇，从领袖到贫民，不论他们嘴上说什麽、兜里钢镚几个，绝大多数人心底都埋着一个主人梦。不是现代意义上“主人翁”的那种主人，而是把其他人，或者至少某几个人踩在脚下的那种脆弱的主人。

与其说这种集权科层制度是一种现代的、机器般精準的科学政治制度，倒不如说，它就是古代奴隶制度在政治上僞装化了的再映射，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快速贯彻其利益与意志的绝佳通道。权力的镰刀挥了千年，现在它又多披上一层科学和民主的外衣。更何况，难道“机器般精準”是什麽好的描述吗？——“精準”的生産机器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高生産效率，进而增加机器所有者的利润，而不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或劳动所得。倘若像一贯被宣称地那样，从被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这套制度实在令人费解——创造的额外成本都由民衆负担，産生的虚名与实利都被层层瓜分。只有当从统治者的角度观察，它才显得如此自然顺畅合目的性——统治者最了解自身的实际目的与需求，他们的决策当然最能反映自身的利益与意志；而下级并不需要贡献什麽才智与立场上的独立性，更不需要替更下一级的利益考虑，只需要严格且迅速地将命令贯彻执行下去就好了；被统治者觉得不公平、有怨言，没关系，决策-执行链条的每一个中间环节都可以分担责任。名义上是统治者对其下所有人负责，但实际上，统治者只需对自己负责就好，而被统治者肩上才负担着自上而下每一级叠加的责任和成本的总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