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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太热了,我不愿挤在蚊帐里,就独自走去生产队打麦场,睡在了风大的地方。一夜够折腾,一会蚊子咬醒了,一会热醒了,黎明起风凉快了,才入睡一会儿。早上醒来的时候,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城里模样的姐姐,坐在席子上正望着我。见我醒了,她问,你是南京人?我点点头。
她伤感地说,她和父母,还有一个弟弟,从南京下放到这里两年多了,也不知道何时回到那可Ai的城墙边。我理解她,当年我从南京到徐州,小小年纪也是无限眷恋南京。如今他们是被迫离开南京,到的又是这穷苦乡下,自然怀念故土。望着她经过日晒雨淋,依然漂亮的脸蛋,我久久说不出话来。我家山东一个亲戚,下乡在一个山区村子,因为漂亮,被大队书记强J了。小姑娘X子刚烈,睡在床上三天不吃不喝,第三天夜里起来,投河自尽了。这个姐姐受到欺负了吗,我不敢想了,赶紧收拾起席子,回大伯家了。
早上刚喝完玉米糊糊,堂哥从外面跑回家,高兴地告诉我,生产队相当现在的村同意我去队里瓜地吃瓜。我知道,大堂哥在尽全力,让我在老家的日子过得开心。大队瓜地b较远,瓜地很小,瓜长得也不太好,我吃瓜兴致大减。堂哥见状解释说,以前瓜地大,现在“以粮为纲”就小多了。接着他沮丧的说,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让农民喂J喂鸭喂猪了,也没了“自留地”种菜,农村人很少吃荤菜,吃蔬菜也难了。
次日,按照父亲的要求,大堂哥要带我去“下地”,在田间劳作一天。早饭后不久,听到了敲击金属的声音。大堂哥说,这是要社员们集合,一起“下地”了。我好奇,不顾大伯父不着急的手势,独自闻声而去。原来是生产队相当现在的村会计,在打麦场上,用锤子敲击吊在树上的破旧钢板。打麦场上就我们两个人,会计一边cH0U着烟袋,一边和我搭话。他以为我是来闲逛的,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当会计敲了三四遍的以后,陆续有生产队社员懒洋洋的来了。
那天活是田间除草,可b我们初中生在牛市劳动舒服多了。大伙想锄就动两下,不想锄就站着穷吹乱侃,人们出工不出力。g了一段时间,生产队会计向着大伙走过来了,我这才发现他没和我们一起来田间g活。他冲着大伙喊道,“学习了,学习了,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
大伙闻声就地坐下,我问大伯,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在哪。听了我的问话,大伯笑了,指着面前说话的人,他家成份富农,队里就定他为阶级敌人。别说,农村对待阶级敌人和城里不一样,要客气的多了,毕竟乡里乡亲的,几代以前是一家人。大伯对我说,他们都是好人,能有地是靠全家几代人辛勤付出省吃俭用。大伯还说,上边y让每个生产队定阶级敌人,只好定了他们,什么斗争不斗争的,就是说说。
会计磕磕吧吧读了两段毛语录,就讲起了阶级斗争形势。我猛然间发现,除了好奇的我,没有人听他讲话。我听着他驴头不对马嘴的形势分析,还满嘴脏话粗话,不禁失声笑了出来。他闻声停止了分析,转过身来看到了我,很奇怪我竟然也到地头g活,就和我聊了起来了。聊了一会儿,会计站起来,让大家继续g活,拍拍PGU上的土就走了。我不解地问大堂哥,他怎么不和我们一起g活?大堂哥说,人家是生产队g部。
下午,生产队队长和会计都来到田间了,是来陪我一起g活的。他们以前都到我南京的家中吃过饭,父亲曾亲自陪他们到南京的化肥厂,买了一些化肥,送给老家生产队。听说我在老家T验生活,g一天农活,他们都来了。大伙一边漫不经心g活,一边讲着荤段子,开一些hsE玩笑。他们也时不时地要求我,回去给父亲说说,给大堂哥找一个正式工g;所谓正式工,就是国营企业工人,拿固定工资有城市户口。
三天后,我回到了南京西桥五号家中。我告诉父亲农村生产队g活的情况。父亲叹了一口说,g好g坏一个样,农民吃大锅饭没有盼头,只能偷懒混日子。谈到大堂哥进城做工人,父亲说,大堂哥进城做了工人,他们队长会计和乡亲们也会要求进城当工人。父亲说,现在农村苦呀,吃不饱穿不暖,城乡差别那么大,这样做会造成不好影响。
那年暑假,因为六岁就离开了南京,回到南京的家,父亲上班时,就安排我和邻居小伙伴,重游南京的风景区。那时,南京动物园在玄武湖的一个岛上,欧美游客会来这里,通常他们只看大熊猫馆。我们正在馆里看熊猫,突然来了一辆大型客车,走下来二三十个外国游客。他们拿着能多次闪光拍照的相机,在我们身后一闪一闪的拍照,把我们围在了前面。我赶紧招呼我的小伙伴,示意我们让出位置,到一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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