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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春节后，我回到徐州就搬出了张子西家。我住进了学校宿舍，徐州五中有一个约两百多平方米的天然池塘。我住校后，和室友张鹏经常在此冬泳，那时的冬天近零下二十度，我们五点半就起床了，先在自来水冲一下，就下到池塘里游几圈。一群驻校的少年，经常一起玩耍，少不了男孩的淘气，但他们没有一个敢和我们一起冬泳的。

学校有一位地理老师，他教的地理bAng极了，听他的课大家都聚JiNg会神，就像听文艺节目。他大概是与右派有关的阶级敌人，我们气味相投，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早上，我们一起玩双杠单杠，一起跑步。在单杠旁休息的时候，面对两个大男孩，他完全放松下来，幽默俏皮笑话连连。

他知识面开阔，JiNg于地理，对曲艺也有研究，不时来个段子，让你笑口常开。有一天他对我们说，学校以前也有一位学生喜欢运动，他父亲做过徐州矿务局局长，现在省里做官。我知道他说的是我哥哥，文革初期Za0F派的血腥暴行，我的潜意识里，惧怕别人提及父亲和他的职位。我怕招惹是非，以后不敢接近他了。回想当我疏远他的时候，他那疑惑不解的目光，至今觉得愧疚。他是一位难得的优秀教师，身上散发着放任不羁，却有着优秀知识人的气质。

不久，学校来了一帮农村退伍老兵，素质b较低。他们白天当老师教政治，晚上聚集在一起打牌，吵吵闹闹到大半夜。他们是文化少，军队呆了几年，就来到城里教高中了。那些政治教材，这些自己没有弄明白，常常任意理解乱发挥，说的驴头不对马尾。听老兵的“讲课”错误是多多的，对b王广亚老师的语文课，深入浅出的解析、声sE俱茂的朗读，感觉到了胡扯淡和做学问的差别。

有一次政治考试，那个政治老师发了神经，随意给了我六十分。我把卷子交给了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很负责任，仔细的看完了我的卷子。王老师带着我找到了这个退伍兵，当面指出他是胡来。出乎意料，这个退伍老兵态度很好，笑着接受了王老师的意见。

1971年9月，事件发生后，中国大地上出现过回归正常的曙光。那时重病了，不能斗争了，社会有了一段喘息时间。这段时间，我们高中所谓学农学工劳动很少了。这些繁重T力劳动，对于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是不人道的摧残。

少了一些极左，班上学习氛围好多了，张效东同学喜欢上海“文汇报”上的短篇，时而传播给我们看，并且做出点评。效东对文章的点评颇为理X，有根有据深入浅出，引发了几个男生的文学讨论。这引发了学习兴趣，促进了语文知识的探讨，活跃了学习氛围。那段时间，我的作家梦似乎苏醒，对此兴趣盎然。

班上晚自习的时候，同学们认真做作业，读书景象犹如今日的学校。一天晚上，一位nV同学的父亲，站在教室外走廊上，透过窗户看着正在读书的nV儿，看着正在安静晚自习的同学们。这位父亲突然情不自禁，大声对同学们说，“你们真好，这样的年华，能这样安静学习！”。

这突然的声音，震动了在场的人，我怔怔的看着他，感慨这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实际上，在那个动荡的荒唐时代，那是无数的父亲母亲，对孩子能安静读书的企盼。这位父亲，表达了人民对过正常生活的向往，对子nV学业有成的希望。学校学习气氛好了很多，教学质量显着提高。

197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教室上自习课，一个同学在走廊窗户喊我，说有人找我。我走出教室，在走廊上往下看，只见父亲正站在楼下。我又是开心又是惊奇，以往父亲到徐州出差，都是通知我去哪个宾馆或招待所会面。这次完全出乎意料，父亲突然独自一人来到了我的学校。

原来父亲是在北京刚刚开完会议，回南京途中，在徐州下了火车，坐公交车直接来到学校的。父亲带我走到学校门口的一条路上，看了看四周无人，就迫不及待说，“国家要恢复高考了！”。父亲接着说，国家要安稳下来了，要好好发展经济了。看我觉得有点不理解，父亲接着继续激动的说，“这是周总理亲口对彭冲主任说的”。多让人振奋的消息，我握着父亲的手，高兴地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