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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扬一看到这里当即大怒：“这说的是何人？”

若说这是对于昔日铸造铜人、宠信宦官、苛捐杂税、极尽享乐，以至于造成了黄巾之乱和埋下董卓作乱契机的汉灵帝，好像没什麽问题。

尤其是其中对于私嗜邪念的阐述，极为贴合桓灵二帝的所为。

可要知道，这样的话是不能由乔琰说出来的，得到了她授意出书的仲长统也理所当然不能用这句话来指责汉灵帝，毕竟她那最开始的托孤之臣名位就来自汉灵帝的授予。

刘虞当然也不符合这句话。

谁都知道，这位天子或许在能力上相较于四方驰骋征伐的大司马差了些，却是个实实在在的仁君，在德行操守上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被指摘的地方。

那麽在刘扬看来，能被带入这个角色的竟只有一个人了——

便是他自己！

所谓的后世愚主、导致王朝“土崩瓦解，一朝而去”的罪魁祸首，正是乔琰在得到了那些无端因天象而起的指责后对刘扬的反击称呼。

一旦代入这种猜测，刘扬就无法在一时之间从中挣脱出去了。

他的目光停留在那句“四夷侵叛”上良久，也下意识地想到了此刻长安城被四面包围的处境，只觉这还真是个真实写照，或者说是乔琰对他做出的直白威胁。

淳于嘉正登门拜访而来，便听到了刘扬忽然发出的一声质问：“她何敢如此放肆！”

“为何说这是放肆呢？”淳于嘉当即接话道：“她分明很聪明。”

刘扬循声朝着淳于嘉看去，不解地问道：“您为何还如此夸赞于她？”

淳于嘉摇了摇头，“我不是在夸赞于她，而是在说一个事实。这本昌言，看看后头的言论你便知道了，并不是她在被激怒后做出的鱼死网破之举，而是一出颇有条理的逐一辩驳。”

还真像是乔琰所猜测的那样，淳于嘉等人在拿到这本《昌言》的第一时间便觉得，这是乔琰借助于仲长统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别管这到底是仲长统的话还是乔琰的话，这的确是一出对于流言有条理至极的辩驳。

顺应着那帝王之位多有假传天命之嫌，随后所说便是那大汉“圣主”的真正得名由来，而后便引发了那关于“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论断。

“这话聪明就聪明在从上位者转向了民衆，”淳于嘉叹了口气，说道：“殿下您想想，固然对这本书能达成通读的人大多处在上流，拿到这本书的人中最大的群体又是谁呢？”

刘扬没有做出回複，可他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是被那《急就篇》和《诗经》连带着乐平月报完成了啓蒙的广大民衆。

他已顺着淳于嘉的话往下看了下去。

便见那随后的“天道为末”陈说里，诚然是切合着民衆的习惯而写的。

何为人事为本？先从“寿考之方”上陈说好了。

对这些生活在灾病之中的民衆来说，几乎没有人不想要让自己活得更久。

可就像当年戏志才刚遇到仲长统的时候，在他的纸稿上所写——

“且夫堀地九仭以取水，凿山百歩以攻金，入林伐木不蔔日，适野刈草不择时，及其构而居之，制而用之，则疑其吉兇，不亦迷乎？”

“简郊社，慢祖祢，逆时令，背大顺，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诚于愚惑之人，不亦误乎？”3

违背农业种植的时节，不遵从人理，反而向那些并不吉祥的东西谋求福祉，向愚昧的人寻求信托，那是多麽荒谬的事情。

要想身体安泰，事业顺利，便该当调和元气，清净思虑，节制饮食，嗜欲适度。

倘若真的不幸出现了疾病，也绝不能去朝着昔年黄巾贼子那一类人寻求符水为饮，而该当去这早已建立在各地的医署求医问药，同时端正仪表举止，乐好道德，施行仁义，处身正直，这才是所谓的“吉祥之术”。

而这些东西并没有任何一件是由所谓的“天象”来决定的，完全依托于人的决策和执行。

那麽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因为某种天象天命之说而惶惑呢？

“先前的种种言辞不过是个开端，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处回应。”淳于嘉点评道。

仲长统这数年间在乔琰治下土地的行游绝非是在打发时间，而是实实在在地让他打从言论创建的那一刻起，便扎根在这片深受乔琰影响的土地上。

他甚至在随后的话中将概括的论断回归到了一项项的顺应天时举动，让那些看到晦涩言论难以理解的民衆见到曾经在月报和生活中出现过的耳熟能详之言，寻找到了一点熟悉之感。 ', ' ')